舉世聞名的長征是黨的領導者集體智慧譜寫的不朽樂章。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無疑是毛澤東，然而其他成員的配合也是不可缺乏的，張聞天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員。毋庸諱言，他在長征之前曾經犯過"左"傾錯誤，但是由于他的自覺轉變而對長征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張聞天在長征前夕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提出了對轉移具有重要意義的若干戰略思想。張聞天的這篇文章發表于1934年9月29日的《紅色中華》，它提出了關于紅軍轉移的若干重要戰略思想，而這些同毛澤東反"圍剿"的戰略思想基本相一致，也被后來長征歷史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文章在論述轉移必要時，提出要"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卻"的戰略思想。根據敵我力量的具體變化來決定進攻、防御和退卻，反對盲目冒進，采取靈活變化的戰略，乃是毛澤東從領導井岡山反"圍剿"以來形成的一貫的基本戰略思想。與此相反，不問具體條件一概只要進攻的所謂進攻路線，則是王明"左"傾路線的戰略方針上的根本錯誤。而張聞天在這篇文章里卻表現出了與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致。需要看到的是，文章對斗爭方式的解釋和它對"只要進攻"模式的批評，不僅表現了他對進攻路線實質上的否定，而且從戰略思想的高度上說明了這次轉移。事實證明，后來恰恰是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方針代替了那種直線式的僵化的軍事戰略方針，紅軍長征才從根本上扭轉了形勢。文章在端正人們對轉移前途的認識時，從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高度上強調了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應當看到，關于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的科學思想，正是毛澤東創立的紅色政權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個問題的不認識乃是黨在大革命失敗后屢犯"左"傾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張聞天這篇文章確認這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并將革命長期性的時限估計到"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而是十幾年以上。這不能不說是可貴的覺悟。而對于紅軍長征來說，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精神武裝。

這篇文章在闡明轉移目的時提出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爭取有利條件以繼續打破敵人"圍剿"的戰略原則。歷史表明，重視有生力量為目標，不以固守一城一池為目的，乃是毛澤東領導歷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的運動戰的有效方針，而"左"傾軍事領導者卻根本不懂得這是處于敵強我弱形勢下紅軍粉碎"圍剿"惟一正確的作戰方針。張聞天在動員紅軍轉移時大體上指出了這些原則，這些自然對于后來長征的發展也是有意義的，同時還說明后來在李德、博古軍事錯誤發展到危及整個紅軍有生力量的緊要關頭，他本人能挺身而出支持毛澤東，也是早有其思想基礎的。

張聞天能在這時提出上述這些思想并非偶然，而是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思想轉變過程。事實上他從1933年接觸蘇區時間不久，就同"左"傾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發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至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失敗之后，他同博古之間又在軍事方針問題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張聞天認為不該同敵人死拼，博古則譏諷他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爭論之后張聞天一直沒有改變自己的態度。因此，伍修權認為張聞天的這個態度也是遵義會議能夠召開的一個基礎。

張聞天這時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1934年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工作中同毛澤東的交往增多，肯于傾聽意見的張聞天從工作接觸中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了解，因此，張聞天這篇得到毛澤東思想的啟示而又作出自己論斷的戰略文章，不僅反映了他個人的覺悟，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實際表明了從錯誤中學習的中國共產黨正在孕育著新的生機�？傊�，在"左"傾中央對轉移未作公開普遍動員的情況下，這篇從理論上論證轉移的"戰略社論"，其積極作用是應予肯定的。

長征初期的張聞天擁護毛澤東，促成了遵義會議勝利召開。遵義會議是整個紅軍長征歷史的一個根本轉折點，張聞天對長征的最大貢獻，就是支持毛澤東，促成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毛澤東在"十大"期間的一次講話中指出："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樣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接著還進一步強調：由于他們是從"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所以"作用很大"。周恩來在1960年一次報告中提起遵義會議時也指出：那個時候開始是聞天轉得快。張聞天在這個根本轉折中的歷史作用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是在長征的危急關頭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并在中央政治局內同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斗爭。紅軍長征出發之后，一方面是李德、博古軍事領導的錯誤繼續發展，另一方面黨內軍內對于這種錯誤的不滿也隨之日益增長，而集中反映這種不滿并使之變為黨內同錯誤斗爭行動的則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被稱為中央隊的"三人集團"。在"三人集團"中張聞天所發揮的具體作用過去是很少為人知道的。他本人寫于1943年的整風筆記在記述這件事時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樣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需要看到的是，張聞天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他的這一重要地位和他的這種鮮明立場，對于這個緊要歷史時刻配合毛澤東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羅明在回憶這段長征歷史時，還記得在湖南通道地區一次巧遇張聞天就軍事緊急形勢向毛澤東求教，和毛澤東提出向貴州進軍建議的情景，他記得在到達通道第二天去見毛澤東時就遇上了毛澤東正在同張聞天談話。先是張聞天談了紅軍通過四道封鎖線后部隊嚴重損失的情況，同時也將敵人已經發現我軍要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以及正在調動大量兵力包圍紅軍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并向毛澤東請教解決的辦法。毛澤東聽了后明確指出不能再去與二、六軍團會合，而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敵軍。

張聞天的上述筆記還可以從其他材料中得到印證。李德在《中國記事》中有這樣的記載：在到達黎平之前的一次討論作戰方案的"飛行會議"上，他的"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的方案遭到毛澤東的拒絕，而毛澤東"繼續向西"，"進入貴州內地"的主張，則是"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接著又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事實表明，正是到達黎平之前被稱為通道會議的緊急會議，形成了這次黨內戰勝錯誤的起點和醞釀遵義會議的前奏。

第二是在遵義會議上作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促成了會議的圓滿成功。

鄧小平于1979年8月26日在張聞天追悼大會上代表中央所作悼詞中披露了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一件重要史實，即在會上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昔日人們說到遵義會議一般都不知道張聞天曾作過批判"左"傾軍事報告（亦稱反報告）。據查考，1960年毛澤東在周恩來一次報告的插話中曾經說到這件事情，他說：遵義會議他（張聞天）作反報告。周恩來接著也說：博古作報告，他作反報告。楊尚昆也有同樣的記憶，他還記得在先后的順序上是洛甫先作反報告，接著毛澤東作了發言。關于張聞天反報告在會議中的作用，1935年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有這樣的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由此可見，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是很好的配合，從而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而張聞天之所以最后被推舉代替博古的職務，無疑也是與他對整個會議所起的重要作用直接有關的。

第三是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

鄧小平在上述悼詞中披露的另一件過去鮮為人知的關于遵義會議的史實是張聞天"起草了會議決議"。陳云上述《傳達提綱》對這件事也有記載：會議"指定治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段記載說明，會議原則上通過了決議精神，形成了文件則是張聞天在會后完成的。

遵義會議決議是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文件，它宣告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的結束，和毛澤東代表的路線領導地位的確立。這份用血的代價換來的關于歷史教訓總結的文件，也是黨史上一份最早系統闡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歷史文獻。毫無疑問，張聞天起草這份文件也確實融合了他本人在會議前思想轉變中提出的一些觀點。例如，他在1933年同博古對待福建事變問題上發生分歧時所寫的文章中，就已經提出同決議相一致的批評關門主義的觀點；又如他在1934年同博古發生關于軍事方針問題激烈爭論之后所寫的文章中對關于分兵把口、堡壘主義的批評，以及前面《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一文中的若干戰略思想和對拼命主義、逃跑主義的批評，這些也都是同決議中的有關部分相一致的。張聞天發表的上述這些觀點同遵義會議相比盡管顯得還不成熟、不系統，有的還僅僅處于萌芽狀態，但卻說明，張聞天能起草這個決議也是有他本人的思想基礎的。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支持毛澤東，努力實現軍事戰略的根本轉變。從遵義會議之后到巧渡金沙江之前是紅軍長征在毛澤東指揮下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一個關鍵時期，也是紅軍實現根本戰略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毛澤東以其杰出的軍事領導才能，率領紅軍四渡赤水，寫下了他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得意之筆"。在這里，作為黨內負總的責任的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過去對張聞天這段歷史不但人們不能獲得全面了解，而且遭到嚴重歪曲，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起初紅軍一渡赤水北上到川南，是為了實現渡江與四方面軍會合"急取四川赤化"的既定目標。由于敵情變化北渡計劃不能實現，于是全軍西折至云南扎西機動，此時毛澤東作出了回師東進奇兵制勝的決策。當時紅軍所面臨的形勢是；一方面毛澤東運動戰的威力尚未在長征中得到充分顯示，而另一方面紅軍本身的狀況則如遵義會議決議所說，"紅軍運動戰的特長，在五次戰爭中是被長期的陣地戰相當的減弱了"，"因此從陣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是嚴重的工作。"

正是在上述情況下，剛剛從博古接過負總責職務的張聞天配合毛澤東，作出包括精簡整編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利用休整的時機，召開縱隊干部會議，由他本人正式傳達遵義會議決議。在長征途中成稿的遵義會議決議這一歷史文獻本身，就反映有當時傳達與動員戰略轉變相配合的這一歷史特點。決議最后部分指出："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蔣這些敵人的軍隊。為了戰勝這些敵人，紅軍的行動，必須有高度的機動性"，"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須適應目前運動戰的需要，以保證每一個戰斗任務的完成。"至今保存下來的洛甫所記錄的張聞天傳達報告記錄也顯示了這個特點。報告一開頭就說："五次'圍剿'尚未粉碎，現在我們要來打勝仗"，最后指出"我們轉移地區是為得打仗，不是避難搬家"。關于張聞天扎西傳達決議，1935年2月19日《紅星報》有一條重要報道："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歷史表明在決議的精神武裝下，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二渡赤水河，奮戰婁山關，重占遵義城，贏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很明顯，其中張聞天對毛澤東軍事領導的配合作用是不能抹殺的。

關于二占遵義之后的情況，過去誤傳較多，張聞天1943年整風筆記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過去所不知道的情況。

筆記說，自他負責中央后開始有段時間是由他主持"經常開會討論軍事行動"的，到二占遵義之后，因為看到毛澤東領導戰爭比較有把握，故曾"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但當毛澤東到前方后，對于毛澤東的指揮在中央領導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不久在中央一次討論打鼓新場戰役問題的會議上，發生大多數人主張打，而毛澤東堅持不打的激烈爭論，毛澤東"并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有人說"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結果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做了結論，就這樣又一時重新"取消了毛的職務"。

對于上述這件事，張聞天說當時自己的思想是"鑒于博古過去領導的缺乏民主"，所以"我只有服從多數的主張，才是正確的"，而"不了解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的集權"。同時也說明自己對毛澤東的信任，"還是不堅定的"。后來，部隊在搶渡烏江之前，"毛澤東提議以毛澤東凋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張聞天說當時自己"也覺得經常開會，對軍事指揮不利"，而"自己對軍事又完全是"外行"'。因此對毛澤東的提議，"當時很贊成"，于是三人軍事小組便正式成立。

但是，筆記對于毛澤東誤認為他在會理會議前煽動彭德懷、林彪反對毛澤東一事作了鄭重聲明，說此事連想都沒想過的。他還說長征中自己一度由于感到負總責的工作不好做而曾經提出過想到白區去工作。但他"從沒有想到"毛澤東同志所要求他的自我批評是關于我所謂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事情。他回顧自己在會理會議上是支持毛澤東批評"當時干部中離心傾向"的，只覺得"斗爭方式還是過火的"，關于這一點是因為"鑒于博古時代過火斗爭的錯誤，的確當時有此感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遵義會議之后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毛澤東的軍事領導總的是支持和合作的，然而對他軍事領導的信賴程度也有一個隨著實踐加深的過程；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然而從實際來說，以毛澤東為首的軍事領導體制的建立也是有一個摸索過程。張聞天的上述個人認識是符合這個過程的，他對毛澤東關于領導的配合也是前后一貫的。可是他沒有想到，后來廬山會議挨整時，加在他身上的一條莫須有的罪狀就是所謂長征中反對毛主席。被罷貶的張聞天并沒有縈懷于個人得失，時刻所想的仍然是黨的興衰存亡，他曾深切地對遇難時探望他的一位將軍說出了一句飽含黨的歷史教訓的忠言：將帥們軍事指揮上的集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黨內不能沒有民主。

張聞天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之后，長征形勢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現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使得本來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滿了陰云。在這嚴峻時刻，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始終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緊密配合毛澤東同張國燾錯誤進行堅決、正確的斗爭，為長征作出了又一重大貢獻。

早在中央召開兩河口會議之前，當張國燾在要不要攻打北部戰略要地松潘問題上最初暴露出與中央北上方針分歧的時候，張聞天就在1935年6月24日撰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陜甘》一文，詳細闡述中央方針，指明消極逃跑的危險傾向。文章全面論證了北上"在川陜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同時分析了紅軍在當時所處的松、理、拉地區為何不能久留的種種原因。據此，文章提出當前的緊急任務是"奪取松活，控制松潘以北地區，消滅胡宗南的部隊"，并且強調指出，這是"創立川陜甘新蘇區的最重要的關鍵"。

文章針對張國燾所暴露的畏敵避戰情緒和向西南方向轉移的主張，從戰略的高度上不指名地進行了批評。文章說；"我們現在還處在從完全無后方的游擊戰，轉變到有后方的運動戰的時期。轉變的關鍵，完全依靠于決戰的勝利。"因此，在目前如果不敢決戰，實際上就是"要避免戰爭"，則將"變為無止境的逃跑"。這是"過分估計"敵人力量而對自己力量"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文章最后指出："同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作斗爭，是目前整個黨與工農紅軍的嚴重任務。"

張聞天的這篇文章是迄今能找到的長征途中最早系統闡述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戰略目標、批評逃跑主義的歷史文獻。它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如果不是張國燾的延誤戰機，紅軍取得松潘進而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是有可能的，經歷草地的一場災難也是可以避免的。盡管如此，還應該指出，后來陜北中央根據地的建立，追溯其源正是與這篇文章所設想的藍圖相通的。

張聞天在中央同張國燾錯誤作斗爭中的作用，可以從許多檔案資料中看到歷史的蹤跡，有些重要的會議是張聞天主持并作總結發言的，如兩河口會議，有些重要的決議也是由他起草的，如《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央致張國燾的許多電報都是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聯名或由他單獨具名發出的。

張聞天在這場斗爭中堅定地貫徹毛澤東的正確方針，表現出處處以大局為重而不考慮個人得失。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考慮如何對張國燾作出讓步時，他表示可以將總書記一職讓出，當毛澤東提出如此做不妥時，他則又完全聽從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但是他堅決不拿個人私情做交易。起初張國燾曾經利用四方面軍中張聞天的老同學來做拉攏他的工作，然而張聞天不為所動，而且站在黨的立場上做爭取這位老同學的工作。張聞天的堅定立場自然使得張國燾記恨在心，所以后來他曾把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列為要"打倒"的對象。

張聞天在這場斗爭中對毛澤東的協同配合，更表現在野心家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千鈞一發之際，他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站在一起，作出緊急決定，立即率領部隊脫離險區。為此，他親自向部隊作解釋工作，親自同彭德懷一起布置部隊警戒，終于在各方面的共同協作下使中央脫離了險區。

1936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批評。會上張聞天作了總結發言，對毛澤東的報告作了補充和進一步闡述。發言明確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右傾軍閥主義"，"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同時他強調四方面軍中"還有總司令"，"還有廣大好的干部"，因而還有爭取好的可能。發言最后提出對張國燾個人暫不作組織處理的結論，"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毛澤東領導的同張國燾錯誤的斗爭是黨內進行斗爭的一個成功的范例，而張聞天的這篇發言則是這個范例的一份歷史記錄。

脫險之后，張聞天與毛澤東協調一致，將長征落腳于陜北，在開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局面的斗爭中實現三大紅軍會師。

中共中央將長征落腳于陜北的正式決定，是1935年9月28日在甘肅通渭的榜羅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作出的。事實上在此之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從敵人地區的報紙中獲悉陜北尚有大片根據地和紅軍的消息時，便已初步作出這個決策。張聞天就是最早參與決策的中央領導人之一。他于9月22日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發展著的陜甘蘇維埃運動》中就集中地搜集了當時所獲得的信息，表示了中央最初的戰略意圖。

這篇文章首先將當時天津《大公報》所披露的陜北蘇區根據地和紅軍活動的消息作了詳細的摘引。這些消息中有：陜北23個縣均有紅軍或游擊隊的活動；劉志丹領導著陜北五、六個縣的根據地，他率領的紅二十六軍有三個師一萬多支槍；徐海東的二十五軍已于7月中旬從甘南突圍到達陜甘之交；南面東部也有紅軍游擊隊的活動，等等。

文章接著對于"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陜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這一事實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陜甘蘇維埃革命運動是建筑在深刻的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動統治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因而也無法消滅甚至防止蘇維埃革命運動的發展。"據此，文章提出了紅軍前進的方向和任務："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并給在這個地區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8月20日毛兒蓋會議提出的"聯系存在于陜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成為一片的蘇區"的任務。文章實際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標下重點在陜甘的最早設想。

陜北是長征的落腳點，又是抗戰的出發點，從紅一方面軍落腳陜北到1936年三大紅軍會師的一年，是民族危機空前增漲的一年，也是中共中央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一年。

早在張聞天率領中央機關進入瓦窯堡后不久，他就在1935年11月17日的文章中明確指出，黨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怎樣運用廣泛統一戰線策略進行抗日反蔣。接著不久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關于運用統一路線策略問題專門作了報告，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和意見，反對關門主義，在此過程中，他將統一戰線的策略寫信給當時尚在前線的毛澤東，毛澤東于12月1日復電張聞天，表示完全同意。

1935年12月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會后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是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形成的標志。這次會議是由張聞天主持的，他在會議經歷了有爭議的討論后作了支持毛澤東意見的結論，并為這次會議起草了決議。在這段時間里，他不僅參與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制定，而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緊張地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同時，繼續不斷地做爭取張國燾的工作，促進內部團結，為三大紅軍的會師創造條件，在這方面張聞天也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署名的致二、四方面軍的許多電文中看得出來。1936年1月13日由他署名的中央《給張國燾的電報》，鄭重地勸告張國燾："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及至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后，8月初出現了三個方面軍接近會合的可喜形勢。8月3日由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聯名簽發的中央向二、四方面軍發的電報中表示了熱忱的歡迎。電文說："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將"準備一切條件歡迎你們，達到三個方面軍的會合"。8月 15日，張聞天又撰寫文章《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指出："這是具有全國與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的勝利會合。"文章最后預料這個會合將會對民族統一戰線產生影響："三大主力會合，無疑的更能使我們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獲得新的成功與勝利。"歷史證明了這個預斷，正是三大紅軍會合不久，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紅軍長征是關系中國革命根本轉折的偉大事件。在這偉大轉折的歷史舞臺上起過重要歷史作用的張聞天，其重大業績和貢獻不僅應該給于充分的評價，而且也是提供人們總結歷史經驗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張聞天在這里表現的從實踐中自覺地堅持真理改正錯誤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在重要歷史時刻所表現的戰略眼光和政治品德，為共產黨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來源：新華網甘肅頻道2006-07-27/ 張培森 程中原 李安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