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扶風縣杏林鎮5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相約到一古廟里喝農藥自殺，幸被過路村民發現后及時送往醫院。兩名學生經搶救后脫離危險。其他3人檢查無恙后回家。記者了解到，5個孩子中4個是農村留守兒童。目前，公安機關已介入調查。（7月5日《華商報》）

有關留守兒童的悲劇消息每每傳出，無不令人心里抽搐而黯然。去年11月，新華社報道廣西某農村的鞭炮作坊發生爆炸，2死12傷，除一名老人外，其余都是留守兒童，最小的只有7歲。留守兒童遭遇的危機可謂多矣，相約自殺的悲劇尤其令人悸動。有網友將留守兒童相約集體自殺歸結為“家庭教育不當，孩子本身就不正常，太偏激了！”，這真是無視蒼涼現實的無良之談。

留守兒童為何相約集體自殺？也許非三言兩語所能描述，但一定不能回避的就是“留守”、“兒童”這兩大關鍵詞。留守者，即表示他們孤獨地“滯留”于農村，當城市的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嬌邀寵，他們卻只能冷對落日余暉、寂寞門庭；兒童者，即表明他們心智未成熟，最需要親情的庇護、社會的關愛。但是，他們脆弱、無助，孤獨無人理會，且容易受到傷害。因而，不少留守兒童染上了心理疾患，相約集體自殺，其實并不偶然。一份來自廣東三大監獄的調查顯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幼年時留守農村無人看管。換言之，他們年少時曾是留守兒童。

全國有多少留守兒童？2008年年初，全國婦聯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留守兒童大約有5800萬。5800萬，天文數字般的數字，無疑，每個兒童背后都洶涌著悲情敘述。有人說，留守兒童的父母不負責任，為何不把孩子帶在身邊？這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留守兒童的存在逼問著三大現實命題：

一是，農民工子弟在城市受教育的困境。有記者問一位在北京擺報攤的經營者為何不帶獨生子在北京讀書？不問則已、一問讓這名老鄉悲從中來，迅速打開了話匣子。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讀書太難———程序繁瑣、手續繁雜，無盡的白眼，冷漠的拒絕，還有令人不堪的隱性收費。一想到擺個報攤一月才有收入兩千多元，于是只好作罷。其實，國家早已確立了解決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的原則，但原則歸原則，不少公辦學校一直為農民工子弟設置了種種障礙。

二是，城鄉二元體制未獲根本松動的困境。有一種聲調是，要減少留守兒童，就得讓農民少出去打工。問題是，農民在家種地，能吃飽，但不能吃好，換言之，要想富，要想養家糊口，供孩子讀書，就必須做個小買賣或者進城打工。有學者認為，要減少留守兒童，根本之道在于，要為長期穩定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提供進入城市戶籍的機會。這種建議是必須的，如果農民工在城市里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他們就無法也不敢將孩子帶到城市里，從而安心在城市生活。

三是，現有監管和救濟制度的極度匱乏。父母背井離鄉，把青春奉獻給了城市；孩子留守在農村，他們的人生不能殘缺，相關部門應該加倍關注他們，慰藉他們，善待他們。但是，留守兒童不僅容易滋生心理問題，還經常成為犯罪分子覬覦的對象，比如引誘他們滑入犯罪的深淵，比如拐賣他們以牟取利益。監管不力，就必然釀發悲劇，以留守兒童自殺為例，這些兒童自殺前已有不少跡象，但無人留心。再以廣西鞭炮作坊爆炸案為例，該作坊是非法加工點，非法雇傭童工，但無人舉報、更無部門提前介入。

“好久沒人牽我的手，好久沒人摸我的頭，冰涼的小手發燙的額頭，生病是最想你們的時候……”“我有一個美麗的布娃娃，她和我一樣都是一個人在家，因為我沒有見過她的爸爸媽媽，也沒有見過她給他們打電話，布娃娃、布娃娃，你想不想你的爸爸和媽媽，天黑的時候你會不會孤單害怕……”這些留守兒童的心聲，無不令人動容。都說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城市孩子是祖國未來，留守兒童也是祖國未來，別讓這些留守兒童成為被損害與被耽誤的一代。留守兒童集體相約自殺，是悲愴更是逼問，那些逆流而動的體制該淘汰了。

（來源：新華網教育頻道）